1953年深秋的台北，寒意比往年来得更早。

仁爱路三段的“明德印刷所”二楼，昏黄的灯泡在夜风中微微摇晃。林默涵——此时化名“陈文彬”——正借着灯光检查刚刚印好的《台湾糖业年鉴》。墨香混着纸张的潮气，在狭小的房间里弥漫。

“沈先生，这批书明天上午要送去台中。”说话的是印刷所老板阿坤，四十多岁，左脸颊有道陈年刀疤，此刻正用抹布擦拭手上的油墨。

林默涵没有立即回应。他戴着金丝眼镜，穿着深灰色中山装，外搭一件咖啡色开衫，完全是一副文化商人的模样。但那双眼睛却在镜片后快速扫过印刷所的每一个角落——窗户的插销是否牢固，通往天台的木梯有无移动痕迹，墙角堆放纸箱的位置是否与昨日相同。

“不急。”他翻开年鉴第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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